在探索海洋世界方面，中国古代是走在世界前列的，《新唐书》记载的“广州通海夷道”远至非洲。当然，最有名的是郑和七次下西洋，《郑和航海图》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，其中明确标明了南沙群岛（万生石塘屿）、西沙群岛（石塘）、中沙群岛（石星石塘）。不过，鲜为人知的是，在郑和之前，元代还有个叫汪大渊的航海家，他写了一本书，名叫《岛夷志略》，记载了他海外游历的见闻，其中就包括菲律宾，也包括现在的澳大利亚。
中国科技馆展出的中国古代福船模型
汪大渊，字焕章——这是一组从字面到内涵上都足够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名字。“焕章”二字或许取自《论语·泰伯》中“焕乎其有文章”一语。遗憾的是，名字虽然流传下来，但名字的主人却生平事迹不详，甚至连确凿的生卒年月、出生地也无从得知，后人考证其出生于1304年。虽然号称“西江”“豫章”人，但各个版本的南昌方志中，仍旧找不到他的名字、事迹或诗文。究其原因，可能汪大渊作为民间航海家，其个人的经历难入古代官史。不过，但他的《岛夷志略》被《四库全书》收录，这给后人研究中国古代的航海事业提供了难得的素材。
汪大渊的海上旅程，或许和同时代千百位在海浪中谋生的舶商没什么本质区别。不同的是，汪大渊怀着不同寻常的好奇心，用文字记录下各种诡异。于是，他的《岛夷志略》充满了“可怪、可愕、可鄙、可笑之事”。汪大渊自称这些事情：“皆身所游览，耳目所亲见。传说之事，则不载焉。”
身世不明的小人物
汪大渊名列中国航海史、中西交通史等领域，是中国地理学史上不得不说的地理学家兼航海家。
汪大渊
但是，关于汪大渊的生平事迹，只是隐约见于《岛夷志略》的序跋和正文片段中。汪大渊是小人物，明代官修《元史》中没有传记，甚至不愿意在他的名字上浪费笔墨。在修撰正史的这帮笔杆子看来，汪大渊和身边的阿猫阿狗一样，都是不值得书写的小人物。
因为是小人物，所以汪大渊以与大人物交往为荣，未免要借大人物的名气抬高自己。汪大渊《岛夷志略》提到的大人物有两个。一个是给他作序的张翥（1287年至1368年），另一个是名列元代“儒林四杰”及元诗四大家之一的虞集（1272年至1348年）。
张翥的学术、诗文，在元代算得上一流，官也当得足够大，给汪大渊作序时还是翰林修撰，后来则官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、翰林学士承旨。张翥在《岛夷志略》序言中说“焕章将归，复刊诸西江，以广其传，故予序之”，这里的“西江”是南昌的别称。也就是说，汪大渊想在自己的老家重新刊刻《岛夷志略》，为了扩大影响，所以请张翥作序加以宣扬。
虞集在元代文坛上的地位要远远高于张翥。汪大渊虽然没有能请他作序抬高身价，但在书中“大佛山”一节提到了他与虞集的交往。不过，虞集似乎并不把汪大渊不辞辛苦带回的珊瑚树当回事。虞集有数部诗文集传世，今人辑有《虞集全集》，收录诗文过万首，其中充斥唱酬应和之作，但是也找不到汪大渊的名字，更没有提汪大渊不辞辛劳带来的奇珍异宝。
至于汪大渊的身份，有人说“他可能是一个从事海外贸易的舶商”，也有人说他“为船主或客商担任文墨工作”。如果回到历史场景，元代外贸船队的人员一般包括舶商、船主、纲首、事头、火长、梢工、碇手等。在这些名头中，肯定有一个适合汪大渊。至于航海家、旅行家等名号，不过是今人毫不吝啬的馈赠。
据史记载，汪大渊的家乡自唐代以来，便是造船基地和水上交通良港。唐贞观时期，朝廷命洪州(南昌)造海船，这种船可载六七百人或500吨货物。到了南宋，所造的“杨么车船”则可载上千人。明永乐年间，江西工匠也到南京参加郑和“大宝船”的建造。可以说，家乡航运业的发达，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汪大渊的奇幻漂流之旅。
漂洋在岛夷世界
“泉州”这个城市和汪大渊有着解不开的渊源。元代的泉州，绝非今天这座屈居于福州、厦门之下的闽东南城市可比。泉州在元代港口中的地位首屈一指，用元代人吴澄的话说就是“番货远物，异宝奇玩之所渊，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，号为天下最”。马可·波罗、伊本·拔图塔等西方来华游历者，均对泉州大加颂扬。
作为最大的外贸港口，元朝在这里设置市舶提举司。伊本·拔图塔说规模最大的中国船只“只在中国的刺桐城建造”，可见泉州是当时的造船业中心。既有专门行政机构，又有高水平造船工业，泉州当然是理想的外贸港口。
传统时代的外贸商船，没有发动机，人力也无法驾驭硕大的船体，凭借的唯一动力就是风。风有周期性，盛行风向随季节变化，也就是季风。于是，“诸处舶商，每遇冬汛北风发船……至次年夏汛南风回帆。”可以想象，元代某个冬天的泉州港码头上，在挂满帆，拉起锚的商船上，人头攒动中就有汪大渊的身影。
从泉州南下，顺风顺水两昼夜就可达到澎湖列岛，下一站就是琉球（今台湾）。《岛夷志略》全书分节记录了南洋诸岛及印度洋沿岸的99个地区或国家。此外，《岛夷志略》还附带提及若干邻近地区。两者合计，全书记录的地区或国家名称超过220个。这些地区或国家，东起菲律宾，西至非洲桑给巴尔岛。王成组先生对这99个地名的分布进行了分类统计，就范围之广、路程之远、记录之详而言，汪大渊《岛夷志略》的价值是不容低估的。在正统的地理学史研究中，《岛夷志略》被赋予两项发明权：其一，古代中国人对桑给巴尔地理的详细认识首推汪大渊；其二，最早使用“东洋”、“西洋”地域概念的也是汪大渊的《岛夷志略》。
汪大渊给我们呈现出的奇幻岛夷世界，是由99个区域构成的。在王成组看来，这些区域有的是具备通航条件的港口，剩下的似乎只是避风港，还有极少数是大小不一的岛屿。那么，在这港口、避风港、岛屿密布的海上，哪些岛夷才有资格写进志略呢？其实，汪大渊有一个标准，那就是只有出产“异产”，具有经济价值，足以建立买卖关系的地方才值得写。《岛夷志略》提到的众多地名，之所以仅仅罗列名称，原因无外乎“无所产，舶亦不至”。有些地方，显然是是非之地，动辄有性命之忧。但因为既有物产可以购买，又需要从舶商那里采购商品，所以商船不得不去，汪大渊也就不得不记录在案。
这些高风险地区颇有几个。例如，占城（今越南中部）“俗喜侵略。岁以上下元日纵诸人采生人胆，以鬻官家”；暹（罗），“俗尚侵掠”；重迦罗，“不事耕种，专尚寇掠”；毗舍耶，“俗尚虏掠”；龙牙门，“俗好劫掠”；昆仑，“舶贩西洋者，必掠之”；喃巫哩，“俗尚劫掠”。今天活跃在亚丁湾的索马里海盗如果读到《岛夷志略》，一定会热泪盈眶对着镜头说：“原来我的前辈、我的知音都在这本书里啊！”这99个地区或国家的大名单确定后，接下来就要进入细节，描摹每一块土地的个性。否则，《岛夷志略》就成了干巴巴的《岛夷地名录》。 （文/丁超）
■补白
中国古代民间航海家
提起中国古代航海家，郑和尽人皆知，事实上，除了郑和之外，中国古代还曾涌现出多位民间航海家，他们也给中国航海史留下了宝贵财富。
杜环：航海归来的战俘
在汪大渊的《岛夷志略》之前，唐朝有个叫杜环的旅行家，他写过一本名为《经行记》的书，着意描述他从耶路撒冷启程，经过埃及、努比亚到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王国的见闻，涉及亚非若干国家的历史、地理、物产和风俗人情。可惜的是，《经行记》已失传，仅有后人摘录的千余字得以留存。
杜环之所以踏上“旅行”的道路，源于唐朝对外战史中著名的恒罗斯之战。在那场大唐与大食(阿拉伯帝国)的战役中。唐将高仙芝长途奔袭700里，最终被大食援军包围，惨败后杜环被俘，流亡大食12年，成为第一个到过北非并有著作的中国人。公元762年夏，杜环结束了其游历生涯，从埃塞俄比亚马萨瓦港踏上回国的征程，到波斯湾后搭上了大唐的商船，随商船在广州登岸，回到了他阔别多年的中国。由此可见，唐朝对外的海上贸易已经非常发达了。据史料记载，唐代从广州出发到波斯湾和东非以及欧洲的海上航线，全程约14000公里，这是16世纪以前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，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在航海方面的领先地位。
海商家族杨氏三代
元朝，朝廷制定海外贸易制度——政府出船出钱给商户，承担经营风险，然后收取利润的七成。在这样的优惠政策下，海商家族“杨氏三代”出现了。
杨发领浙东西市舶（海上贸易机构，也可称为海关）总司事，他儿子杨梓早年从事对日本、高丽和南洋贸易。后来，因熟悉南中国海路和东南亚风情，参加了元军入侵爪哇的海上战争，为元廷海上远征军出钱出船，并亲任远洋导航。杨梓征战归来，受封为安抚总司，后任杭州路总管，是海商海军兼而有之的航海家。杨梓的儿子杨枢19岁远赴印度洋经营海外贸易，归来在波期湾停泊时，巧遇波斯合赞王派出使中国的那怀等人一行，那怀于1303年平安到达中国，在大都觐见元成宗后，请求乘杨枢的海船返回波斯。1304年（大德八年）初冬，季风盛吹，杨枢护送那怀一行出发，风暴一再掩滞行程，直到1307年大家才安全抵达波期湾忽鲁模斯港，完成使命。杨枢的勇气和毅力为后人所称道。
法显从海路取经归来
在中国佛教史上，西行取经的和尚中，东晋的法显名气虽无法和后来的玄奘相提并论，但他的经历甚至比玄奘还要传奇，他65岁时从陆路西行取经，取经成功后，从海路只身归国。
东晋义熙七年（ 411年）八月，法显完成了取经求法的任务，坐上商人的大舶，循海东归。舶行不久，即遇暴风，船破水入。幸遇一岛，补好漏处又前行。就这样，在危难中漂泊了一百多天，到达了耶婆提国（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，一说爪哇岛）。法显在这里住了五个月，又转乘另一条商船向广州进发。不料行程中又遇大风，船失方向，随风飘流。正在船上粮水将尽之时，忽然到了岸边。法显上岸询问猎人，方知这里是青州长广郡（山东即墨）。法显前后共走了三十余国，历经13年，历经艰辛，回到祖国时已经78岁了。正如他后来所说的：“顾寻所经，不觉心动汗流！” （文/杨昌平）
